中国科学院痛锤高APC国外期刊的新闻，估计在学术圈里的人，多少都有所了解。这算是年后国内学术界的大新闻了。连跟学术一点都不沾边的我退休的老父亲都分享了相关新闻给我。其实，年前已经有公众号发了这则消息，只不过很多高校已经放假，新闻没有发酵。年后，好多人私下来打听消息是否准确，询问这个出版政策的可能影响。我不太能确定未来的形势走向，如果这只是中国科学院一家的政策，或许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中国高校也效仿，或者国际上的研究机构和高校也跟进采取类似政策，则可能会有较大的政策冲击，稍微减缓APC持续上涨的价格。
从目前接到的一些咨询看，有一些高APC期刊的中国编委正在考虑退出这些期刊上的任职，中科院外的不少学者已经不准备向这些期刊投稿了，而院外的高校也有开始拟定类似政策来对可发表的期刊进行限定。所以，大概率由此会开启了一次中国学术界对高APC的抵制浪潮。
开放获取期刊因为买家是分散的一个个科研人员，无法形成集体议价权。这导致之前图书馆通过订购协商进行出版议价的能力被架空了。图书馆一方面在努力严控期刊价格上涨的同时支付着高额的订阅费用，而另外一方面国外学术出版社通过APC价格上涨，持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宝贵的科研经费像是拳头里的沙子，一点点从手缝之间留了出去。之前为了限制APC增长，其实已经想了不少办法了。有的国家，不如英国，要求出版社公开出版成本，但是仅有非常少比例的出版社会遵守。还有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都有提出了APC价格的政策上线，但是约束力道都不够强，甚至有时候起到反作用。比如，科技部2020年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对于单篇论文发表支出超过2万元人民币的，需经该论文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对论文发表的必要性审核通过后，方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支。” 于是，我听说有一些国外期刊就将原本远不到两万人民币的出版费用提高到十分接近两万。
中国科学院这项政策颁布以后，我也很好奇，到底中国在这34本高APC期刊上花了多少钱呢？
那就来简单算一算。
中国在这34本期刊上都发表了多少论文？
如果看发文总量，美国在这些期刊上一共发表了10万篇论文，位列第一。中国紧随其后发表了6.1万篇。第三名是英国，只有3.4万篇。不过，如果将时间窗口缩小为过去5年，即十四五期间，则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变小了。美国发表了4.6万篇，中国发表了4.1万篇。并且，在这期间，美国从2021年发表了8700篇增加到2025年的1.07万篇，增幅并不大。而中国则从2021年的5100篇，增加到2025年的1.33万篇，几乎增长了近三倍。从2024年起，中国在这些高APC期刊上的论文发表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位列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一之后，增长的势头依旧不减，2024年和2025年的论文发表量的增幅都超过了30%。毫无疑问，截止目前，中国在早已经成为世界上开放获取期刊论文的最大买家后，也同时成为了高APC开放获取期刊的最大客户。
中国花了多少钱？
我们从Web of Sciences上将总计4.1万篇中国论文的元数据下载下来，做了一点简单的分析。
假定：
1，第一作者单位和通讯作者单位为论文的责任单位。每篇论文都由责任单位来支付论文的APC。
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过去五年固定在7:1，没有变化。
3，每篇论文没有免除APC。
4，这34本期刊的APC在2021-2025年之间没有变化，都以期刊最新的APC价格为准。
5，同一本期刊上不同类型的论文支付同样的APC费用，取最高上限。
筛选出这4.1万中国论文里，有3.7万来自中国的责任单位。这3.7万篇中，2021年中国支付了1.81亿人民币，2022年支付了2.31亿人民币，2023年支付了2.77亿人民币，2024年支付了3.95亿人民币，2025年支付了5.57亿人民币，总支付金额为16.43亿人民币。其中，40%给了Nature Communication，25%给了Advanced Science。2024年和2025年上涨的势头是比较迅猛的，都是以40%以上的速率上涨。我们查询了同年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力度，2023年的资助总经费是341亿，2024年为363亿，2025年为395亿，总经费上涨幅度只有6-8%之间，这种幅度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同期政府财政和GPD的增长，表明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是非常重视的。在经济增幅放缓的大背景下，国家依旧维持了科学投入的持续增加，但是如果科技投入被论文出版费用大幅占用，则不能不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浪费，也凸显出中国科研人员在出版费用上的支出增长是过于畸形地快速了。
当然，这还远非最惊人的数据。我们的视野如果不局限在这34本高APC期刊，而是放眼所有SCI期刊的话，则根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测算，2024年中国学者在SCI期刊上支付的APC为9.0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4.74亿元，这相当于当年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有超过六分之一在出版过程中消耗掉了。
这种高出版消耗还产生了“挤出效应”，持续压缩了本土期刊的生存空间，一方面科研人员支付了高成本的出版费用，另外一方面中文期刊和中国办的期刊生存艰难，几乎没有可以盈利的可能，完全依靠财政持续维持，国内学术出版水平与国外差距非常明显而且是全面性的。此外，虽然这些高APC期刊都是高质量的OA期刊，似乎是践行着最理想化的开放科学路线，但是高APC也间接导致了绿色OA路线被系统地忽视了，机构知识库建设举步维艰，愈加封闭。
所以，通过简单的计算，或许也就能理解为何是在这个时期，也为何是中国，出台了这样一项政策。可能真的是时候，稍微拧紧一点水龙头了。这并不意味开放科学进程在中国受阻，千万不要把高APC与开放科学联系起来，那就又入了他人的话语陷阱之中。中国作为开放科学的最大贡献者，本身有责任来塑造对科研人员和科学发展更友好的开放科学环境，也自然有必要也有权力去塑造对中国更有利的开放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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